的确，医药监管，人命关天。一个心脏病患者，花费巨资后被医生安装了一个不合格的心血管支架，三五天便命归黄泉；一个新生儿，被输了污染的血液，未学会叫妈妈就撒手人间。当事者的亲人们以为自己命途多舛，倒了八辈子霉，摊上了不负责任的医生，撞上了不法商人的劣质产品。
再仔细一想，不对。我们不是有医药监管部门吗？他们在干什么？《南方周末》的报道让我们明白了一点，原来我们不幸在那里遭遇了贪官。
贪官行事，后果严重。地方一些煤炭生产监管也是类似医药监管的一个领域。2月1日央视《焦点访谈》披露了山西某地的煤炭监管部门向煤炭企业要钱盖豪华办公楼、买小轿车的消息，又让我们明白了当地矿难频发和矿工遇难的原因。
在人命关天的领域，尤需力求官员清廉。医药消费有特殊性。面对医疗器械和药品，消费者无从判断它们的好坏。
如果再遭遇不良医生收了医药代表的好处，病人到死的一刻，也还会以为老天对自己不公。煤炭工人下矿井战战兢兢，命悬一线，瓦斯、地下水和松散的矿道像鬼魅一般捏着工人的咽喉。央视的报道也让我们明白，原来那吃人的鬼魅也包括少数贪婪的煤炭生产监管者。
从体制上说，还不能断言医药和煤炭生产领域有什么特殊性。最多只能说在这样一些人命关天的领域更需要一些精巧的制度安排，免得稍有疏忽，便有草菅人命的事情发生。但是，如果体制设计存在疏漏，精巧的管理办法也扛不住贪官徇私枉法而形同虚设。
如果要承担起对老百姓生命安全的责任，最要紧的是解决体制设计问题。但体制问题也好像千头万绪，笔者理出了下面几条。
第一，监管机构要中立。
监管机构的官员不能从被监管的企业中选拔，监管机构的首长要通过民主的办法产生，监管局主要官员的亲属不能在被监管的企业或部门任职。他们的工作职位状况要向社会公布。
第二，要有严格的问责制。医药领域问题成堆、事故不断，就应该追究药监局领导的责任，但郑筱萸局长居然一直当官当到退休，尽管早已有公众反映问题、有上级领导批示调查。如果有完善的问责制及时发挥作用，至于这样么？
第三，监管的责任和权力要对称。国家医药监管局不仅要负责药品审查，也要负起监督检查企业的责任。监管失职除承担刑事责任外，还要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对人命关天的经济活动领域，一定要对违规企业依法严格处罚。要让恶意违规者企业关闭、老板进班房。今后，凡是企业恶意行为或违规造成死人事故的，不能按一般标准赔偿。可以按数倍于民航事故最低死亡赔偿的标准给出赔偿。
有了上面的一些办法用以调整体制，还要有技术性的规章制度减少非恶意的错误。
但是，体制调整最重要。如果监督者有了私心，自己又不会受到有效的监督，便会为所欲为，即使有可能建立好的技术性规章制度，他也会百般阻挠。我们的煤炭生产本来就有许多严格的技术规范，但一些黑心老板在黑心监管者的纵容下无法无天，全然不把公众利益放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