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忘了,中国政府面对的是包括13亿人口的庞大医疗系统,需要巨大的资源和协调能力,这是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无法想像的。”美国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脑外科专家斯科特-阿特拉斯认为,中国在建立本国医疗体系的过程中,不能盲从西方“专家”的指点。
曾经在北欧居住过多年的美国灾难防治专家埃里克-安德森亲身感受过美国和北欧的两种医疗模式,他告诉《国际先驱导报》,美国之所以无法建立起一个全民医疗系统,是因为一谈到提高税收,改革就进入了死胡同;而北欧国家的人们其实也不愿意多交税,但他们明白,医疗费用迟早是要付的,还不如大家一起来负担,建立一个安全网。而为了避免公共系统被滥用,像瑞典等国家的政府大力加强卫生保健方面的工作,比如大建公共交通,鼓励使用自行车和步行,倡导全民健身,从预防的角度降低了全民的医疗支出。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卫生、规划、教育、信用、法制、环保等方面的问题是和医疗制度紧密联系起来的。”埃里克-安德森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