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佑委员对目前实行的“举证责任倒置”表示异议，提出这一规定在全球范围比较少见，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医闹”现象的出现。高润霖委员认为，“举证责任倒置”不仅导致不必要的医疗费用增加，增加了医患双方的负担，也给医生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委员呼吁在相关法律条文的拟定过程中，应当考虑医疗行业的专业特点，同时充分听取医疗卫生界专业人士的意见。
委员们还认为，目前，医疗纠纷的赔偿缺乏统一的法律依据，由于相关法律条文不尽完善，甚至互相冲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效力弱化，医学鉴定的法律效力弱于司法鉴定，而法院判决时又倾向于认同患者是弱势群体，处于强势地位的医院应作出高额赔偿，即使医院无过错，也应当承担一部分人道责任，给予患者一定经济补偿。这就导致医院赔付数额不断增加，给医院运行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邵一鸣委员提出，医疗纠纷的高额赔偿折射出立法、司法领域片面理解以人为本的倾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高人民法院应当从尺度、导向上加以引导。高润霖委员指出，在医疗官司中应当体现出司法正义，保护医护人员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