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以为，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发展替代性能源的时候。但是，汽油价格管制又导致乙醇生产无利可图，政府错上加错，对玉米加工乙醇项目给予补贴，这很可能导致了乙醇生产过剩，在两种可替代的用途中，玉米被过多地用于生产乙醇。假如本轮粮食价格上涨确与此有关，那应当受到指责的显然不是乙醇生产企业：对企业来说，表现为补贴的收入与通过销售而获得的收入，没有什么不同。相反，对乙醇项目的政府补贴扰乱了乙醇的价格信号，企业家无从通过利润法则来确定，把本来用作粮食或者饲料的玉米转而投入到燃料生产中是否值得。
由于政府在汽油与其替代性燃料两个环节同时进行价格管制，所以，各路企业家无法在为中国消费者寻找替代性燃料的过程中做出“正确的”的决策：汽油供应紧张的时候，大家指责这些企业家没有生产替代性燃料的热情；到粮食价格上涨的时候，大家又指责这些企业家从大家的饭碗里抢粮食。
玉米究竟是用作粮食还是用作燃料最有利于中国人的福利？计划当局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一个价格信号不受扰乱、进入壁垒不复存在的市场，才能做出正确的回答。因此，中国能否避免能源危机同时又避免粮食供应紧张，关键在于，能源市场、粮食市场是否处于“自然的自由”状态。（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