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新年展现“中国世纪”
《时代》杂志是美国最大的时政类杂志之一。新年伊始，它的最早两期反映了美国主流社会2007年最重视的两大问题。其新年第一期的封面是一名驻伊拉克美军士兵，反映出美国人最关注的伊拉克问题。1月11日，提前出版的最新一期《时代》则将中国作为主题。在整体为橙红色的封面上，一个黄色的五星正从长城后冉冉上升，并用醒目的大字写着“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始”。在杂志中，文章以《中国世纪》为题用好几版的篇幅报道中国力量在世界的影响。
２００５年６月，《时代》周刊题为“中国新革命”的特别报道，是从中国国内说起，讲述在一家对美国出口的制衣厂工作的中国姑娘的故事。而今年这一期封面文章的切入点则是从非洲安哥拉的偏远小城东多的改变。文章称，原来东多民生凋敝，如今中国公司正修建从这里通往港口城市罗安达的铁路。当两名中国工人测量铁轨时，一名安哥拉当地居民感叹说：“为中国感谢上帝吧！”
为了这篇报道，《时代》周刊驻世界各地的十几名记者深入到非洲的安哥拉、东南亚的湄公河流域、巴西的农场……从世界的角度透视出中国崛起已是一个事实。
《时代》周刊的这篇报道分为“中国要什么，怕什么？”、“与中国共事”、“谁的世纪”三个部分。文章称，尽管中国面临着内部挑战，但这并没有阻挡中国在国际上扮演更重要角色的雄心。“比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04年对南美为期两周的访问超过了美国总统布什4年中在南美停留的时间的总和。”文章称，中国正在把商业实力变作真正的政治势力，大步踏上国际舞台，行为举止很像有意成为下一个大国。美国密歇根大学学者利博塔尔说：“中国人自己不这么说，但在他们心中，我想他们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时代》周刊也在报道中提醒说，虽然中国发展迅速，但中国仍是一个穷国，其劳动力增长超过了工作岗位的２０％，脆弱的养老保险系统，糟糕的环境，面对如此多复杂的问题，哪一个国家领导人“能够睡得安稳”？
《时代》周刊在探讨西方能否与中国共事这个问题时认为，“中国已经放弃了那种除抨击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外无其他内容的简单外交，中国外交词汇中已经看不到那些过时的说法了”。中国“微笑的脸庞”不仅只朝向南方，甚至与印度和“长久敌人”日本的关系在去年都得到了改善。
《时代》周刊在报道中同时认为，随着中国拓展全球影响力，它将发现自己面临种种压力，其中一种压力它以前从来不必面对，那就是“行为规矩”。文章称，中国在一些穷国的做法，包括中国公司的某些安全和雇用措施的不当，已经引起了当地人的反感。文章称，尽管有各种障碍，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批评已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国以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资源，但“如何搞到资源但又看上去不是独裁者的朋友，现在他们需要学习这么做”。
针对一些人认为中国军力近年迅速扩张，也担心大陆可能以武力统一海峡两岸，惧怕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冲突近在眼前，《时代》周刊认为，虽然中国军费开支的数字增长容易“令人怀疑”，但中国过往的军事策略是采取人海攻势，目前则转为倚重高科技武器，“这种转型算不得新鲜，也不特别令人恐惧。历史上所有国家都是这么做的”。与此同时，《时代》把美国和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定位为“竞争关系”，文章认为，要想“管理”这种竞争关系，必先认清与中国的共同利益，透过合作达成互惠互利。就以中国积极争取资源为例，美国可以邀请中国加入国际能源机构和八国集团，这类组织正是就上述问题进行辩论的地方。文章最后称，“中国和美国之间不一定要有战争、灾难以及失去控制的经济竞争。但在这个世纪里，美国实力将会相对削弱，中国的实力则会提高。这个蛋糕很早以前就烤好了。”
《时代》一直关注中国
《时代》杂志是美国主流社会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在美欧亚等许多国家发行，每期发行量已达500多万，如此庞大的发行规模背后是更为庞大的受众群体，该杂志自称其每期读者达3000多万，因此它的观点代表并影响着人们特别是西方国家主流人群的看法。芝加哥大学前校长罗伯特·赫钦斯甚至说：“亨利·卢斯（《时代》杂志的创刊人）和他的杂志对于美国人性格的影响，要大于所有教育制度的总和。”
卢斯出生于中国，并在中国生活了多年，不知这是否与《时代》周刊对中国的“感情”有一定的联系。自从１９２３年创刊起，《时代》周刊对中国“情有独钟”，并试图从中国国内的一点一滴中找出中国的下一步的动向。早在1976年1月，《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就介绍了邓小平，封面的大字标题写着“周的继任者邓小平”，右上角还有一句话：“中国，是朋友还是敌人？” 而１９９9年6月《时代》周刊则把中国看成“中美新冷战中的敌人”，在题为“下一场冷战？”的封面文章中，《时代》炒作起李文和案，封面上还有一句话：“这并不简单，中国的间谍丑闻告诉了我们原因”。
２００５年６月，《时代》周刊以“中国的新革命”为题，用20多个版面做了一组有关中国崛起的特别报道，导语则为“中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相互谅解才是出路”。
随着中国经济近年来连续以１０％以上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发展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挑战。美国《新闻周刊》不久前曾报道说，中国是个快速发展的大国，中国的崛起不再只是预言，而是个现实。美国《华盛顿观察》周刊也认为，近两年来，西方纷纷将目光投向中国，媒体和出版界也推出了大批诸如“中国世纪”、“财富和实力向东方大转移”等论著，使美国人切身地感到了中国的影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者达巍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就美国来讲，中国被认为是其21世纪两大挑战之一，首先是反恐，然后就是中国崛起。恐怖主义肯定完全是消极的，而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来说，争论较大，有人认为是消极的，也有人认为是积极的。
西方的担心将持续20年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专家陶文钊则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注意到《时代》周刊这篇文章“积极的调子”。他每年都去美国，就他自己的感觉，2005年算是一个分水岭。当年9月，佐立克提出了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说法。虽然一部分美国人仍然担心中国崛起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并不奇怪，而且可以预见，这种观点在未来20年里将继续存在。可能关于中国的有些担心消除了，但新的担心又会出来，比如最近美国对中国海军力量的担心，以前这种担心就是没有的。不过，现在美国发出的声音越来越理性，“遏制”这个冷战时期的词逐渐被抛弃。
美国马里兰大学政治学教授欧内斯特·威尔逊则认为：“中美双方都在学习。中国在学习如何成长为一个新兴的国际强国，而美国则在学习如何回应、认知这个成长中的强国。”
中国人应转变自己的角色
中国的发展有自己的速度和选择，其他国家必须以特殊的方式来看待中国的崛起。达巍认为，中国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人口多，国家大，发展不平衡。中国既遇到了一些大国面临的问题，也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难。不过，这也是中国的一个资本，这使得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想法都能理解。
另一方面，把21世纪称作是“中国世纪”，实际上意味着风险与挑战并存。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最关键的还是要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自身的实力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当中国的发展到了足以让世界另眼相看的地步，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要比西方主流媒体如何看我们更重要。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纵观国际近代史，一些中小国家的兴衰可能会取决于外部，比如被大国灭亡、因灾害被摧毁等；但没有一个大国的兴衰是被外界所左右的，除非自身出现动因，促进它的成长或者导致衰败。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影响世界最好的方式就是改变自己、提升自己。如果我们自身能够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外部的麻烦和威胁都是可以应对的。
王逸舟认为，中国要想成为当今的世界大国，就必须具备这个时期的大国所需的特质，比如公民的素质和教育水平。现在中国在世界上仍然是一个“可畏而不可亲”的国家，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比如我们的旅游者看上去有钱，但是在如何遵守国际文明通行的惯例和做法，显示大国公民的风范方面却仍有缺失。相反，如果一个国家形成了公民的责任心和自主意识，那么这个国家未来必能成为举足轻重的国家。（驻美国、联合国、德国特约特派记者 尚未迟 席来旺 青木 记者 李宏伟 江雪晴 段聪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