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降价是人治的产物，明年相关决策者换了，以人为本的注意力变了，今年获得的一切明年都可能失去，而且可能失去更多。
●根据现代法治的一般原理，公共决策的法治化至少有四项标准：公众参与、信息公开、科学论证、信赖保护。
１月１０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发布信息：今年春运，铁路各类旅客列车票价将一律不上浮。而且今后春运，铁路客运也将不再实行票价上浮制度。近日来，这一决策受到了广大公众的欢迎。
高兴之余，人们也不免要问：铁道部的这一决策是如何出台的？这一决策究竟是法治的产物还是人治的产物？如果是人治的产物，值不值得我们如此高兴？如果明年相关决策者换了，以人为本的注意力变了，今年获得的一切明年都可能失去，而且可能失去更多。
当然，如果这一决策是法治的产物，人们也不免要问：法治对公共决策究竟有些什么要求？铁道部今年做出票价不上浮的决策如果是法治的产物，其去年做出票价上浮的决策是不是法治的产物呢？其他政府部门这些年做出的降价或涨价决策，比如公园门票涨价、电信服务涨价等等，是不是法治的产物呢？法治与降价或涨价的决策，并没有必然联系，总不能认为降价、不涨价即法治，涨价即人治吧？
那么，某一特定公共决策是法治的还是人治的结果，我们如何区分？
根据现代法治的一般原理，公共决策的法治化至少有四项标准——
公众参与。公共决策是对公共事务的决策，往往涉及千百万人的利益。为了反映广大公众的意愿，避免决策者暗箱操作，防止少数利益集团控制决策，法治原则要求公共决策有广泛的公众参与。参与方式包括举行听证会、座谈会、通过电子邮件或信函向决策机构书面反映意见，以及通过网络或其他媒体展开讨论、辩论等。某一特定决策有无广泛的公众参与，是衡量相应决策是法治还是人治产物的首要标准。
信息公开。这不仅指决策结果和决策根据的事后公开，更主要是指决策前和决策中，作为决策启动因素和决策法律依据、事实依据的信息的全面公开。没有全面、真实的信息公开，不同利益团体，包括生产者、服务提供者、消费者、管理者等，难以在决策中公平博弈，公众参与就只能成为热热闹闹的“表演秀”，成为掩盖人治决策的障眼术。